独立董事的高校领导背景与公司创新研究———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企业的实证

日博体育 www.sh-shunnai.com 周 鹏,王立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高校领导担任独立董事的现象一直备受争议。本文利用2006—2014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使用双重差分(DID)的方法消除了内生性后,研究发现:高校领导担任独立董事不仅能够增加创新的数量,也能提高创新的质量;对于创新动力不足和治理环境较差的国有企业来说,这种作用更加明显;高校领导担任独立董事不仅具有监督作用,还具有顾问作用。

关键词:独立董事;高校领导背景;公司创新;双重差分

中图分类号:F27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6)08-0068-06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8.14

收稿日期:2016-05-21

作者简介:周鹏(1991-),男,安徽蚌埠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

王立威(1990-),男,河南平顶山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引言

当前,高校领导担任独立董事的现象不断地受到媒体的抨击,在政策规制和媒体的渲染下,高校领导担任独立董事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花瓶效应”和“利益交换的手段”。高校领导担任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真的是毫无价值吗?本文欲从公司创新的视角,探究高校教授担任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是否发挥了监督作用和顾问作用。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董事会的构成是公司治理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具有争议性的话题。那么,董事会是否应该由那些既不与管理层有关联又不与大股东有物质利益关系的独立董事所构成呢[1]?至今为止,国内外学者都没有达成一致的观点。

Francis(2015)等跨越了独立董事这一宏观的角度,强调研究一些特殊类型的外部董事的重要性[2]。他们的研究表明,并不是所有类型的外部董事都能对公司进行有效的监管和提出有价值的政策建议,一些特定类型的外部董事甚至会减弱公司治理、损害公司价值。例如,Adam和Ferreira(2009)研究了女性董事[3],Fahlenbrach(2011)等研究了前任CEO董事[4],Masulis(2012)等研究了海外董事[5],Sisli-Ciamarra(2012)研究了具有银行背景的董事[6]。

White J. T.(2014)等则研究了具有学术背景的外部董事的任命[7]。研究表明,学术董事被聘任为公司的外部董事有可能是因为其所具有的监督建议功能、社会关系、工作网络或者声誉。商学院的学术董事被聘任为独立董事时,该公司有着显著为正的市场反应,而非商学院的学术董事被任命为独立董事时,市场反应显著为负;与公司之间距离较近的学术董事任职时,市场反应显著为正,反之,距离较远时,市场反应显著为负;且公司对不同专业背景的学术外部董事的需求也有所差异。Francis(2015)等使用1998—2011年标普1500上市公司的数据对学术董事也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结果表明学术董事能够更好的发挥其监管和顾问作用,其所在的公司有着更好的经营绩效、更多的创新(专利数和专利引用)、更成功的并购决策以及更高的CEO更替对业绩的敏感度[2]。

在国内,魏刚(2007)等研究了独立董事的背景与公司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通过对独立董事的学位进行评分和取均值来衡量独立董事的教育背景,他们的研究发现独立董事的教育背景对公司业绩并没有正面的影响[8]。

理论上说,独立董事作为既不与管理层有关又不与大股东相关的独立个体,既可以有效的发挥对经理人的监督作用,缓解委托代理矛盾,又可以较好的发挥专家顾问作用,增加上市公司的决策效率。高校领导一方面往往是相关领域的专家,具有很强的专业知识背景和技能。高校领导加入独立董事团队,有利于上市公司发现良好的投资契机和进行有效的技术创新决策。另一方面,高校领导往往具有较高的声誉,公务繁忙,投入公司的精力较为有限。高校领导加入[本文来自于日博体育 www.sh-shunnai.com]独立董事团队有可能是因为其声誉,也有可能是因为高校和上市公司有合作,如捐赠等,因此,高校领导担任独立董事有可能只是“花瓶”作用,并不能促进上市公司创新。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对立性假设:

假设1a:高校领导担任独立董事不仅具有监督作用还具有顾问作用,能够显著增加上市公司创新数量和提升创新质量。

假设1b:高校领导担任独立董事仅仅是“花瓶”,对上市公司创新没有显著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2006—2014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对样本进行了如下筛选或处理:一是删除主要变量缺失的公司年度样本;二是删除ST、PT公司年度样本;三是考虑到离群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我们还对所有的连续变量进行了1%的缩尾(Winsor)处理。最终得到4906个公司年度样本。其中,独立董事的高校领导背景来自CSMAR数据库,通过手工检索我们对独立董事的身份进行了一一确认。专利申请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本文并按照上市公司的名称、简称以及注册地将其与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匹配。其他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本文使用的制造业为证监会2012的行业分类法。

(二)创新的测度

参考已有的国内外研究创新的文献,本文选取专利数据来测度公司创新能力。根据中国专利法,专利可以被划分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种。发明专利主要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实用新型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因此,发明专利含有较高的创新成分,其次是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创新含量。参考 Tan(2015)等的研究[9],本文使用发明专利的数量Pat1来衡量创新的质量,使用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数量之和Pat2来衡量创新的产出,作为稳健性我们也使用三者之和Pat来测度专利产出。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1.基本模型

为了探究高校领导担任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创新决策的影响,本文首先构造如下模型:

其中,Patent表示创新,其代理变量包括创新的质量(Pat1)、创新的数量(Pat12)以及创新的所有产出(Pat);Admin表示高校领导背景独立董事,其代理变量包括高校领导独立董事的虚拟变量(Admin)及其比例(Adminrate);Controls表示控制变量,包括上市公司的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盈利能力(ROE)、成长性(Growth)、有形资产占比(Tangibility)、货币资金占比(Cash)、上市年限(AGE)、高管持股(Exuhld)、董事会规模(Director)、独立董事比例(Indep)以及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状况(Duality);同时,本文也控制了行业和年度固定效应。具体的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考虑到一些不随时间变化的公司层面的因素的影响,本文同时也给出了面板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具体的模型设定如下:

2.双重差分模型

考虑到基础回归的结果可能会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干扰,如创新较多的公司更愿意聘请高校领导担任独立董事,因此,本文进一步使用双重差分估计以准确识别高校领导担任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创新增加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知道,双重差分估计的前提是需要一个外生的政策冲击,且这一政策只对一部分样本(实验组)产生影响。经查阅政策文件,我们发现在2008年,中纪委发布了第22号文件,引致了一波高校领导辞去独立董事的现象。我们将这一政策颁布后,上市公司高校独立董事减少的企业定义为实验组,将其他样本定义为对造组。具体的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Treat是实验组标识,如果文件颁布后,公司的高校领导独立董事人数下降了,那么这类公司就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Post政策冲击发生标识,如果样本是政策冲击发生之后的,那么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其他变量定义与前文一致。如果高校领导担任独立董事可以显著增加公司创新,那么Treat和Post的交互的系数项应显著为负,即政策导致高校领导辞去独立董事职务,这又引致上市公司创新产出的减少,这就证明了高校领导担任独立董事与公司创新增加之间的因果关系。

四、实证结果

(一)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其中Pantent12均值为2.79,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235,标准差分别为1.38,这说明我国的制造业企业的总体创新能力还不足,且创新能力差异较大;Admin的均值为0.65,这表明在我国制造业中,65%的公司年度样本都有聘任高校领导担任独立董事。因此,对高校领导担任独立董事的现象进行深入研究是有必要的。

(二)高校领导背景独立董事与公司创新

表3报告了基础回归的结果,第1-4列是OLS估计结果,第5-8列是面板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其中被解释变量是创新,包括创新的质量(Pat1)和创新的数量(Pat12),核心解释变量包括高校领导背景独董的有无(Admin)和比例(Adminrate);在OLS回归中,我们控制了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在面板固定效应回归中,我们控制了年度和公司固定效应。表3的第1-4列的回归结果显示,Admin的系数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Adminrate的系数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高校领导独立董事的有无和比例与创新的数量和质量都是显著正相关。表3的第5-8列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与OLS的结果一致。另外,公司的规模越大、盈利能力越强,专利的数量和质量也越高;处于成长期的上市公司、有形资产较多的上市公司以及上市时间较长的上市公司专利产出越少和专利质量越低,这与已有的研究结论一致。

五、内生性与进一步分析

(一)截面的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

考虑到一些截面的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本文进一步采用Fama-MacBeth回归分析以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见表4)。表4的回归结果显示,Admin和Adminrate的系数皆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系数与OLS的结果基本一致。这说明,在剔除了一些不可观测的横截面的因素的干扰之后,本文的结论依然稳健。

(二)双重差分估计

1.平行性假定检验

接下来,本文欲依托2008年,中纪委发布的第22号文件这一政策冲击,通过双重差分模型估计来准确识别高校领导担任独立董事与公司创新能力提升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经典的双重差分模型的假定,对照组和实验组必须满足平行性假定,即在受到政策冲击之前,两组样本的创新产出没有显著差异。为了验证这一假定,本文通过定义指标变量Before3、Before2、Before1、Current和After来识别观测值所处的时点是不是政策冲击发生前的第3年、第2年、第1年、政策冲击当年以及政策冲击后,如果Before1、Before2、Before3与Treat的交互项的系数均不显著,但Current、After与Treat的交互项的系数部分显著为负,这就说明在政策出台前对照组和实验组的创新产出上并无显著差异,满足平行假定。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表5的结果显示Before3×Treat、Before2×Treat与Before1×Treat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而Current×Treat和After×Treat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说明在政策实施之前两组样本的创新水平相当,政策的实施导致了创新的减少,本文构造的DID满足平行性假定。

2.双重差分估计

表6的第1-2列是基于混合回归的双重差分估计,第3-4列是基于固定效应回归的双重差分估计结果。在表6中,Treat*Post的交互项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政策出台后高校领导独立董事的辞职导致了上市公司创新数量的减少和创新质量的下降。这一实证结果准确的识别了高校领导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创新增加之间的因果关系,进一步证明了前文的结论。

(三)进一步分析

已有研究表明,国有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最低[10],创新效率也较低[11],委托代理问题较为严重。为了探究不同所有权结构背景下高校领导独立董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将样本企业按照国有控股和民营控股进行分组,当国有股本超过企业总股本的50%即为国有企业,否则为民营企业。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在面板固定效应回归中,本文控制了年份和公司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表明,相对于内部治理环境较好的民营企业来说,在治理较差的国有企业中,高校领导被引入独立董事团队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这有可能是因为,民营企业本身就有较好的内部治理环境和较高的创新投资决策效率,而国有企业的治理环境较差,改进空间较大。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06-2014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探究了高校领导担任独立董事对公司创新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高校领导担任独立董事不仅能够增加创新的数量,也能提高创新的质量;通过使用双重差分(DID)的方法消除了内生性后,本文的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考虑到企业所有权的异质性,本文发现对于创新动力不足和治理环境较差的国有企业来说,这种作用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证明,高校领导担任独立董事不仅具有监督作用还具有顾问作用。因此,本文认为高校和企业的链接可以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能提升企业的创新[本文来自于日博体育 www.sh-shunnai.com]效率。

(特约编辑:陈国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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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dams R.B.,Ferreira D.Women in the boardroom and their impact on governance and performanc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9,94(2): 291-309.

[4]Fahlenbrach R.,Minton B.A.,Pan C.H.Former CEO directors: Lingering CEOs or valuable resources?[J].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11,24(10): 3486-3518.

[5]Masulis R.W.Wang C.,Xie F.Globalizing the boardroom—The effects of foreign directors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firm performance[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12,53(3): 52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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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White J.T.,Woidtke T.,Black H. A.,et al.Appointments of academic directors[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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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魏刚,肖泽忠,Travlos N,et al.独立董事背景与公司经营绩效[J].经济研究,2007(3):92-105.

[9]Tan Y.,Tian X.,Zhang X.,et al.The Real Effects of Privatiz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Split Share Structure Reform[J].Kelley School of Business Research Paper,2015 (15-23).

[10]吴延兵.国有企业双重效率损失研究[J].经济研究,2012(3):15-27.

[11]董晓庆,赵坚,袁朋伟.国有企业创新效率损失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4(2):97-108.

浏览次数:  更新时间:2016-12-27 10: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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