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与道光六年的漕粮海运改中教革

日博体育 www.sh-shunnai.com 收稿日期:2015—02—02

作者简介:温凯(1990— ),男,河北邯郸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史。

王艳颖(1988— ),女,河北唐山人。东北师范大学世界中古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宗教史。

温凯,王艳颖

(东北师范大学,吉林长春130024)

摘要:漕运,清代三大政之一,是维系清朝政权的生命线。嘉道时期,吏治腐败,世风日下,漕运弊端百出。道光四年,高家堰溃堤导致河道堵塞,引起了清廷内部关于河运和海运的大争论。作为经世派的代表人物,陶澍以一名改革家的魄力主张改革漕运,倡议实行海运,并且殚精竭虑,为海运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的努力终于在道光六年促成了漕粮海运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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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陶澍;道光六年;漕粮海运;改革

DOI:10.16083/j.cnki.22-1296/g4.2015.09.065

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9—0151—02

自大运河开凿以后,历代沿袭以船运粮。而运河的畅通成为漕运的重要因素之一,故而有“漕运之务在河”。清中后期,封建统治日趋腐败,漕运弊端丛生。漕运官吏贪污舞弊,盘剥勒索;不法商人挟带走私,偷盗漕粮;更为致命的是,嘉道时期,江河淤塞,运道不通,“运道日坏,运艘每苦阻梗”。[1]运河已经很难承担漕粮的运转,“漕运已成不治之症”。时任安徽巡抚的陶澍不仅对运河进行了综合治理,更是提出了从根本上解决漕运问题的新主张——漕粮海运。

有清一代,漕粮河运和海运的争论伴随着清朝统治的始终。早在康熙三十九年,康熙帝就曾考虑海运江南漕粮。雍正时,蓝鼎元也主张海运,他曾在《漕粮兼资海运疏》中提到“海运之法,在今日确乎可行,请先拨素松漕粮十万石试之”。嘉庆年间,海运之论又起,嘉庆帝也因为河运堵塞,一度主张试办海运。但在当时,由于守旧官僚和既得利益集团的竭力反对,这些海运的谏言未被采纳。道光四年,清江浦高家堰大堤溃决,高家堰原为向运河济水,调节水位,以供船运。它的溃决导致高邮至清江浦一段运河“河道浅阻,输挽维艰”,北京的粮食供给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之前在朝廷中得势的河运派由于措施失当,未能解决危机。河运派的束手无策,使得主张海运的呼声日高。陶澍分析了大堤决口后的形势:“借黄不足,继以开挑;开挑不足,继以驳船;驳船不已,继以车运。现在时日已迫,而漕米之在淮南者,尚有一百数十万石。劳劳半载,竭蹶倍行,然则变通之法奚可以不豫也?”[2]在这里的变通之法正是海运。陶澍还进一步提出:“以河运、海运并行为宜,苏、松、常、镇、太仓之遭百六十万石归海运,江广之遭仍由河运。”[3]陶澍的主张得到了贺长龄、林则徐等地方大吏以及朝中大员英和等人的支持,在他们的积极主张和活动下,道光帝终于发布上谕,表示海运可以试办。

道光五年五月,陶澍调补江苏巡抚,主持海运。在这一时期,陶澍为了筹划海运,做了大量的工作。

知人善任,虚心纳谏。海运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工程,仅仅依靠陶澍一人去筹划和实施,很难做到尽善尽美。为群策群力,陶澍求贤若渴,虚心纳谏,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支持海运的人才。包世臣、魏源等从幕于陶澍府中,积极地为海运出谋划策。包世臣早在嘉庆年间就提出“海运”的主张,此时更是写出了《海运十宜》,分析了海运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及解决的办法。陶澍和魏源“凡海运水利大政,咸与筹议”,很多文件告示出自魏源之手。贺长龄时任江苏布政使,既是陶澍的下属,更是陶澍的助手,贺长龄多次陪同陶澍或亲自去上海考察、招募商船。

实地考察,设立海运总局。接到任命,陶澍立即乘船从水路赶赴江苏,以了解沿途一带漕运状况。抵苏之后,陶澍又亲赴上海,实地考察,查看海口地形、沙船状况。同时,深入调查,向熟悉海况和气候的渔民、农民、船户了解情况。在实际调研的基础上,制定海运的方案。为了更好地总理调度海运,陶澍在“上海设立了海运总局,并派遣江苏官员俞德渊、李景峄等人负责漕粮交兑、雇佣商船、筹划海运等事宜”。[4]海运机构的设立为以后海运的成功实施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发布告示,招募奖励沙船。海运能否成功,船是最关键的因素,陶澍对此也非常重视。陶澍在向朝廷报告在上海的实地考察的奏疏中多次提到沙船,“臣遍历江干,现有大小沙船一千余只”,“约计大中两号商船坚固可用者,共有九百余只。约分做两次陆续赶运,共可运正耗米一百五六十万石”。[1]为了招募沙船,陶澍再次亲赴上海,力行此事。与此同时,陶澍发布了《筹办海运晓谕沙船告示》,向船户、水手等宣讲“许免税,许优价,许奖励”等优惠政策,鼓励商船前来应募。在政策的感召下,原本持观望怀疑态度的船商、水手纷纷前来应募,解决了漕粮海运的运输工具问题。

绘制海图,决定航行路线。航线的选择事关航队的安危。从江苏到天津的航线虽早已有之,但不同的是,漕粮海运的船队成百上千,这在中国的海运史上还是首次。航线的选择也就成为关系海运能否成功的又一因素。陶澍深知航线的重要性,为了探索出一条安全快捷的航线,陶澍“每遇到熟习海洋之人,详加询问,证以记载,得其径道”。[1]难能可贵的是,陶澍以身试航,亲自查看水势,探明深浅,详细认真地考察航线。正是在陶澍等人的不断努力下,终于绘制了《海运图》,探索出了一条新的全长四千余里的航线。[5]

制定海运章程,沿途水师巡航。河运和海运虽都是水路运输,但是二者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为了更好地实行海运,陶澍制定了有关海运诸多环节的具体章程。首先,在上海验米,各州县的漕粮运至上海,有专门负责的官员检查漕粮的质量。其次,交米。交米的过程有些复杂,先在上海“封贮样米,随船带赴天津,由交米委员禀送钦差大臣,在于沙船对比米色,按册交收”。 [1]漕粮运到天津之后,又有专人验收。验收完毕之后,沙船再回江苏,“俟漕粮全数到彼兑支,剥船方准回苏销差”。 [1]为了保证漕粮船队的安全,陶澍要求途径沿岸的水师巡航护送,并且要有两员武将亲自押船赴津。

由于陶澍等人的周密操办,海运准备工作顺利完成。道光六年正月,陶澍“亲临海上,部先后,申号会,各州县剥运之米,鱼贯而至,鳞次而兑,浃旬得百三十余万为首运,余三十万中教归次运”。 [6]因为船量较少,陶澍决定分两次将漕粮运至天津。道光六年二月,第一批次海运船队从上海出发,万船齐发,场面甚为壮观。经过一个月的远航,船队到达天津,道光帝命穆彰阿为钦差大臣,前往天津验收,“米色率莹洁,过河运数倍”。六月初,第二批船队发往天津,月底抵达。至此,漕粮海运任务全部胜利完成。海运的成功震惊朝野,得到了一致的称颂。穆彰阿、林则徐等朝廷大员称赞陶澍创办海运之功,协助陶澍创办海运的贺长龄写诗称:“只手能迥万顷澜,转输海上得奇观。幸叨此日成功易,谁识当时创业难。”陶澍也得到了道光帝“督饬有方,可嘉之至”的肯定,当得知此次海运省钱省米时,道光帝更是朱批“所办甚好”。

道光六年海运的成功对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而又广泛的影响。漕粮海运不仅为清政府节省了大量的开支,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而且其对商人的优惠政策更是为南方业已发达的商品经济注入了一支强心剂,对江南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南北商品交流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道光六年的漕粮海运是对清以前漕运的历史性的总结,一方面使人们认识到了海运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也积累了成功的经验,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在中国海运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漕粮海运的倡导者和具体实施者,陶澍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导下,深入实际,研讨政治,兴利除弊,改革变法,不愧为晚清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和“中国近代经济改革的先驱”。[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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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陶澍.陶澍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2010.

[3]石彦陶,陶用舒.陶澍年谱[J].益阳师专学报,1984(1).

[4]陶用舒.陶澍对漕政的整顿和改革[J].益阳师专学报,1990(4).

[5]罗庆康.陶澍辟海运新道初探[J].湖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6).

[6]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魏源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4.

[7]陶用舒.陶澍是中国近代经济改革的先驱[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4).

浏览次数:  更新时间:2016-12-26 14: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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